陆耀东先生主编的《中国诗学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以空前的规模和气魄成就了一项恢宏的学术工程。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自从诗开始以书面形式存留下来，同时也就有了对于诗的阐释和论述。从先秦两汉至20世纪90年代，这两千多年间与诗相关的论述浩如烟海。正像陆耀东先生在为《中国诗学丛书》做的“总序”中所说：“其间有冷静的学理探讨，有对不同观点的杂含意气的攻讦；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问题深度的层层递进，也有前进途中的迂回曲折；有的是诗学发展阶段性的标志，有的是理论转型期的过渡性成果。”面对如此丰富的世界、如此光辉的星海，面对如此繁复如此矛盾的理论现象，该选择怎样的论说体式，才能比较准确地描画出中国诗学发展变化的轨迹，才能以更广阔的观察视野为中国诗学构架起包罗万象的学术谱系？
《中国诗学丛书》的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诗词的理论、批评、鉴赏与20世纪的新诗诗学。卷的划分以朝代为主，同时兼顾中国诗学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先秦两汉诗学》、《魏晋南北朝诗学》、《唐代诗学》、《宋代诗学》、《明代诗学》、《清代诗学》、《近代诗学》、《现代诗学》和《当代诗学》构成了相对独立又上下衔接的序列，其连续性、完整性、统合性寓于各卷作者富于个性的学术追求之中。每一卷都可以看成一部独立的专著，九卷书的作者们充分调动自己的学术积累，分别选择适当的透视角度，力求对某一时段的主要诗学理论问题做深入细致的探讨，不但凸显出这一时段诗学及其所反映的审美认知方式的特征，而且，正如陆耀东先生在“总序”中承诺的，“每一卷至少有若干章有著者的独到之见”。例如，《近代诗学》对1840年至民国初年间诗学思想的梳理主要围绕如何用诗歌建构民族人格精神的主题展开，作者在“结语：未完成的思考”中比较了近代诗学家提供的两种不同的重建民族人格精神的方式，即梁启超主张“通过输入西方新知识新思想新精神的办法来建构具有新思想的民族人格精神”，而龚自珍、王国维“则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通过对生命哀情、人生悲剧性质的体悟和思考来建构一种悲壮的人格精神”。作者比较了两种主张的利弊与关系，见地精辟，议论精彩。他指出前者“可能激发狂热的、不能持久的信仰，引出更为普遍的利益驱动下的盲从，但因缺乏内在的自觉而不能让新思想转化为人格精神”，而“提倡第二种方式受到不同政治势力的夹击。更何况，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面对这些话题揭示的人生真相可能会走向悲观绝望、自暴自弃的境地，无疑为提倡这种方式增加了风险”。作者深邃的思考在其“未完成”的形成中显示出开放的指向，不仅有益于对具体论题的理解，而且对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九卷书作者们的一个个独到之见聚集出、烘托出、显示出了《中国诗学丛书》的整体水平，这一学术工程为理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结合、为大型课题中集体合作与个人才情的结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自历史进入19－20世纪交接的年代，中国以往的一切都有了一个参照系：西方。比较，成为持续不断的话题。说到中国诗学，我们会想起茅盾从比较中得出的结论：“从刘彦和到王静庵，一千四百年间，评诗衡文的著作，可以说‘浩如烟海’，其中有不少是十分精彩的，所可惜的，它们只是‘吉光片羽’，从理论体系上看来，它们是不完整的。”（《夜读偶记》）笼统地说中国诗学怎样怎样、中国诗论如何如何，得出的往往是带有模糊性与伸缩性的判断，而本丛书的作者们以言必有据的个案研究，挑战着似是而非的权威观点。例如，《宋代诗学》通过严谨求实的论证，指出以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为代表的诗学论著标志着诗话体例的进步，“这就是在诗话中尝试建立诗学体系。这种做法实际上把诗千方百计从杂集性质的论诗、品诗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诗学专著的阶段。这时，虽然这一类著作名义上还是叫诗话，实质上已经与近代欧陆的诗学理论著作的风貌很相近了。”通过作者们对一部部诗学著作的解析和诠释，对诗学问题的质询和探究，《中国诗学丛书》为重新审视绚丽多彩的中国诗学，提供了新的启示。
